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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资料大全 孙中山袁世凯共同治国46天
日期:2018-01-31 06:42   人气: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同日,致电袁世凯,表示只是暂时出任,将来还要把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规定“以新总统接事”之日为孙中山的解职期。

要接事,袁世凯就得到民国政府当时所在地南京。袁不想南下,便借口北方驻军频频兵变,各国公使不满,纷纷要求本国增兵而居留北京,并未实际履职。3月6日,参议院被迫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与此同时,要求袁世凯派国务总理和国务员来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并规定“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虽已于3月10日即在北京宣誓就职,但唐绍仪内阁直到3月29日才获参议院通过并正式成立。孙中山于交代之后在4月1日正式解职。从2月15日到4月1日,就出现名义上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事实上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存的局面,为时46天。常说一山不容二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当时的,一南一北两个临时大总统,政务如何衔接、权力如何划分、冲突如何解决? 清帝退位之日,袁世凯即启用大总统印信

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北方各督抚及所辖各军队、各府州县,要求维持地方公务和军务稳定。在这些电报中,甚至包括给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电报,以及将清帝退位诏书和优待清室条件抄送各国驻京公使的照会中,袁世凯的落款均为“全权袁”。“全权”是“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意,表明此时的袁世凯认为自己的权力还是清帝所让渡。

新公布的史料也证明这点。袁世凯2月15日正式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全集》所收的《临时共和政府印玺单》表明,2月12日,他就已经秘密启用中华民国之玺、临时共和政府之印、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印、大总统印、前大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袁、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6方印玺。“全权袁”对应的,就是“前大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袁”。与之相适应,2月13日,他还下令将各部正副大臣暂时改称正副首领。

此时的孙中山,对外衔名是什么?2月13日,孙中山曾致电伍廷芳,告知清绥远将军调毅军来归绥攻打山西民军,要求伍廷芳交涉让清军全数退出。此电落款为“总统孙文”。孙中山和袁世凯如何称呼对方?2月14日,孙中山告诉袁世凯,已向参议院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该电文抬头为“北京袁慰庭先生鉴”,落款为“孙文”。慰庭,也写作慰亭,是袁世凯的字。袁世凯2月15日的复电,抬头为“孙大总统鉴”,落款则为“袁世凯”。 2月15日孙中山电贺袁世凯当选,和14日不一样,电文抬头已变为“袁大总统慰亭先生鉴”,落款依然为“孙文”。有趣的是,袁世凯2月16日的复电也称呼孙中山为大总统,电文抬头为“孙大总统鉴”,落款则还是“袁世凯”。两个临时大总统并存的奇怪现象,出现在刚刚革故鼎新的。

孙中山

落款背后:南北势力范围的平衡

尽管两个临时大总统并存,但二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2月17日给伍廷芳、陈其美等民国要员的电报中,孙中山均落款为“总统孙文”。但2月15日,他致电冯国璋、姜桂题、张勋等北方将领,电贺清帝辞位,感谢各将领同心协力,落款署名却为“孙文叩”,未见总统衔名。

袁世凯也是如此。现有资料表明,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颁布政令,最早出现在2月16日的《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电报通知赵尔巽:南北双方以中华五色旗为标志,凡是挂此国旗的军队,互相不得攻击。电报最后署名为“新举大总统袁”。2月18日,他收到南京第二师师长杜淮川、第三师师长陈懋修,以及南京巡警总监吴忠信的贺电。在当日的复电中,他只落款为“袁世凯”,未有“大总统”字样。

电报落款中如此,签发政令时二人又是如何署名的呢?从2月12日到4月1日,孙中山签署的政令几乎只针对南方各省,如2月17日签发的《命财政部办理前清沪道交托比国存款令》针对的是上海事务;2月22日签发的《命庄蕴宽取缔渔业公会令》针对的是江苏、安徽事务。庄蕴宽时为江苏都督,事件缘起于江阴渔民要组织渔业公会,以垄断长江即近海一带渔业,但孙中山尚未批准,公会即开始工作,孙中山下令要庄蕴宽与安徽都督协商处置。

袁世凯此时期签署的政令多是让北方将领停战、让北方各省衙门改用阳历等,使用的是临时大总统名义。3月10日颁布《大赦令》等之时,也使用大总统名义,并盖“大总统”之印。这表明孙中山的总统身份只用于民国政府部属及管辖的南方各省;同理,袁世凯的总统身份,也多在北方各省即原清廷所辖范围内使用。孙袁之间署名玄机的背后,其实是当时二人所代表的南北势力范围的平衡。

2月22日,孙中山下令交通部整顿江苏铁路时刻。战乱之际的铁路运营十分混乱,曾作为北方代表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的冯耿光回忆,当时铁路交通秩序尚未恢复正常,沪宁之间刚才通车没多久,车厢既不整洁,上也很凌乱,一切行车手续也不完备,沿途大小各连个打旗的铁路员工也没有,车行大约有十来个钟头才到了南京。尽管孙中山明令,但整顿效果显然不佳。3月10日,他再度签发了令交通部整顿宁省铁路开车时间的政令,批评江苏铁路“近来仍不按时开行,闻有较规定时刻迟至一小时之久者”。孙中山还语气强硬地表示,如果再度整顿依然效果不佳,将撤换相关人员。整顿效果不佳,和当时的实际情形不无关系。津浦路南段从山东韩庄至南京浦口,想要整顿江苏省的列车时刻就需要山东的支持。但山东当时尚属于北方所管辖,这并非南京政府交通部力所能及。

清朝邮政总局虽划归邮传部,但实际上一直由外国人把持。辛亥革命期间,由于南北双方处于交战状态,大清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下令在前清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四字。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外交部、交通部曾令帛黎抹去此四字。帛黎未遵从,只是又加盖“中华民国”四字。如此,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孙中山觉得如此“有碍国体”,3月10日致电袁世凯,请袁命令帛黎抹去“临时中立”。经袁世凯提出以及各界反对,帛黎最后不得不停止此批邮票的发行。孙中山通过袁世凯而不是直接致电帛黎,表明他虽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实际并无力控制北方各省和前清遗留下来的机构。 政务协商中的爽快和不快

清帝逊位前,为缓解财政紧张状况,袁世凯和署度支部大臣绍英曾提出变卖奉天和承德避暑山庄皇室器物以充军饷。孙中山获悉此事后于2月15日发去“万急”电报加以阻止。尽管此时已是阴历十二月二十八,马上就要过春节,但袁收到后还是立即致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停止皇室器物变卖工作,并于16日回电告知孙中山“已电奉查禁矣”。奉天和承德的这批器物,后来都运至北京,放在故宫西华门附近的宝蕴楼,1949年后分藏于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这表明袁世凯没有哄骗孙中山。

两人此期间沟通的还有诸如释放革命党人、要求南北双方的军队停止冲突等事务。2月18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报告革命党人柳大年为张作霖所捕、关在奉天,要求袁世凯下令让赵尔巽给予释放。袁世凯当日即回复告知已让赵尔巽查明释放。此次交涉,孙中山来电的抬头为“北京袁大总统鉴”,而袁世凯复电的抬头依然是“孙大总统鉴”。2月21日,赵尔巽还专门致电袁世凯,告知柳大年已释放并于当天送至秦皇岛坐船前往上海。袁世凯的爽快答应表明,一山二虎相处颇洽。

袁世凯

对于孙中山,袁世凯并非言听计从。3月12日,孙中山应各界要求,曾致电袁世凯,要求袁惩办1911年进攻汉口时惨杀湖北军民并谩骂共和政体的清军将领易谦、王遇甲、丁士源等,至少对他们“先行停止委用”。惩办易谦等而放过军阶更高的冯国璋、李纯等,本身这个呈请就给人欺软怕硬的感觉,易谦等当初正是奉袁世凯之令进攻汉口的,因此,孙中山的这份电报并无效果。1913年11月,易谦、王遇甲、丁士源均升任陆军少将。

孙中山此期间的某些政令更会让袁世凯不快。2月1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直隶代表谷钟秀的提议,通过《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北方各省一律改督抚为都督,并限一个月内召集临时议会大会选举正式都督。紧接着,在南方各省的直隶、山东籍士绅,先是公举直隶人、江北都督蒋雁行为直隶都督,在蒋谦辞后继而又改举直隶人、前广西布政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此前的2月3日,袁世凯已任命自己表弟、时任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但由于张在盐运使任内曾以直隶路捐公款偿还盐商七百万亏空,以及任用私人等事,导致直省京官、士绅等对于这一任命纷纷表示反对。

3月初,袁世凯和来京邀其南下就职的南方专使蔡元培等达成协议,各省长官维持现状。3月15日,袁世凯下令将北方各省督、抚统一改为都督,并允准张镇芳辞呈,改派张锡銮督直。袁世凯的让步并未得到谅解,南京临时政府本就对袁世凯倾附共和心存疑虑,也想借此加以防范。黄兴因王芝祥“机警,善应对”,便出面说服孙中山在3月20日致电袁世凯,要袁世凯根据民意、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

直隶为京师肘腋。卧榻之旁,袁世凯岂能容南方染指?3月22日,袁世凯复电强调各省都督兼有军政性质,不能视为行政长官,而且独立之初都督多由军队拥戴。在军政、民政权限尚未划清、政府妥定官制交参议院议决后,暂不实行公选制。此后,尽管参议员吴景濂、谷钟秀等表示“异常骇异”,尽管国务总理唐绍仪也同意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但由于袁世凯的反对,王芝祥始终未能到任。5月,直隶都督一职被撤销,王芝祥改任南方军宣慰使。

袁世凯的强势,首先在于他已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名正言顺。其次,他也得到外国的支持。2月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以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一千万日元,本已谈妥,但2月28日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明复恐招袁世凯之不满,请外务省中止进行。2月21日,南京临时中央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与俄国道胜银行订立150万镑借款草约,借款迟迟未到。反倒是袁世凯后来居上,2月28日与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借到现银二百万两,拨交南京政府。3月2日,应袁世凯要求,四国银行团又借款银一百一十万两。财政奇绌时刻,袁世凯能借到钱,自然有了硬气的资本。

中华银行事件上也显示出袁世凯方面的优势。中华银行本是沪军起义时应陈其美要求成立的,用以支付沪军公款。按理,应该和南京临时政府关系更为密切。按照原定章程,将由民国政府拨给该行公股洋一百二十五万元。由于民国政府财政危机、无力拨付此款,最后导致袁世凯反而对中华银行有着更大的话语权。由于江苏、安徽一带受灾严重,经曾任民国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呈请,袁世凯曾答应拨款三十万赈济。该款项迟迟未到,3月16日张謇致电孙中山,请求孙帮忙将电报转给袁世凯,要袁世凯“先行电令上海中华银行借垫银十五万以救眉急”。请求对象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孙中山接到张謇此电后没有直接要求中华银行划拨而是转给袁世凯,都表明袁世凯对中华银行的控制权大于孙中山。 两个临时大总统引发的混乱

两个临时大总统并存,不可避免地给政府部门带来混乱。2月21日,孙中山复电财务总长陈锦涛,告知南京政府此前的财政措施依然有效。“清帝退位,民国大定。新选总统系承受现在南京临时政府之事,凡民国现行财政事宜,如公债、外债、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绝无疑问。可由财政部宣布。”2月15日,袁世凯刚刚被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

尽管函电交驰,两个临时大总统之间仍不免沟通不足之处。3月10日,袁世凯曾以新举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 宣布对3月10日之前的犯罪行为,除了命案和抢劫之外,一律赦免。袁世凯的这一大赦令在南方明显遭到了质疑:江宁地方审判、检查厅就此请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所有袁大总统此项命令,所定范围,是否包括南北一律施行?现在北京政府正在组织之中,南京政府又尚存在,是否认此命令为有效。”南京方面还请示,本地符合条件的58名犯人是否真的要释放?就是伍廷芳,也不敢做主,只好请示孙中山。

孙中山的答复是:3月11日颁布并实施的《临时约法》第40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可以宣告大赦、特赦,但须经参议院同意。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大赦令》须得参议院表决通过才有效。这等于,孙中山废止了袁世凯《大赦令》。

微妙的平衡,难免的不快。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位临时大总统并存的近50天,是合作的偶然和对抗的必然、爽快的偶然和不快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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